太阳慢慢地谢落在西边雾的帷幕里，天色渐渐地黑下来了，我和芳姐在岸边松软的沙滩上拣着柴禾。林家闸的末班客船也已从身边驶过，轮船溅起了“V”型浪花，发出哗、哗的声音。我再也没有心思拣柴禾了，站在那儿呆呆地望着远去的客船，似乎在想些什么。“亚伟，天快黑了，赶快多拣一些回家吧，你爸还等着你的柴禾烧晚饭呢。”芳姐这样说着。我无力的“嗯”了一声，又拣起被水浪抛向岸边的芦棒、小木块、破草帘，不一会儿，我们就来到了村边的河堤上。芳姐招呼我坐下，掸去我身上的灰尘，替我理了理被野风吹散了的头发，然后拎着我拣的柴禾，搀着我的手，向村里走去......。
    同志，你也许要问，这是姐弟俩吗？事实上，我们既不是一父一母之生，又不是一家人，而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。
    吴芳，一个“走资派”的女儿。就因为她父亲是扛过枪、吃过糠、跨过江的老干部，在那打到一切、人妖颠倒的年代里，她随父亲一起下放到九曲河畔的陵塘湾，当时也不过十五岁。
    我呢？父亲是一个个体手工业者。当时，既可说成“走资本主义”，又被列入“我们也有两只手，不在城里吃闲饭”的队伍，年仅十三岁的我，也和父亲一起被这巨风卷到了农村，和吴芳在一个村里。春天里，江南的农村竟是这样美：白色的荠菜花，开满了田边、村头；紫色的蚕豆花洒落条条田垅；红色的红花草，一片连着一片；麦绿色的海洋，独占鳌头。这简直是一幅农民用辛勤和汗水绘出的油菜画。
    是的，大自然是美丽的。然而生活却并非都是醇香的美酒，盛开的鲜花，我和芳姐确实过早地卷入了生活的漩涡。
    我和芳姐，一个从县城，一个从省城，先后来到这里，可谓殊途同归，命运之藤把我俩人紧紧地连在一起，生活在这个只有三、四十户人家的小村里。
    清晨，太阳洒下一片金辉，我俩背着书包并肩走向学校；日落西斜之时，我们相随而归；
    晴天，在河堤上奔跑，赛个痛快；雨天，踏在泥泞的小路上，一步一滑，一并向前。
    天长日久，乡亲们也就议论起来了，隔壁大婶说：“亚伟和芳芳，这股亲热劲，真像亲兄妹。”事情有凑巧，芳芳在家排行最小，没有弟弟，而我只有一个哥哥，没有姐姐，就这样，我们一直以姐弟相称了。
    芳姐虽然只比我大两岁，懂得的道理却比我多对多，人也聪颖、勤快、善良，她那双细眉大眼镶嵌在圆圆的脸蛋上更显得几分秀气。自然，她也真把我当亲弟弟看待。
    生活的艰难，不时地向我袭来：家父年老体衰，又不会干农活，家里年年超支，粮食不够吃，柴禾不够烧，也没有钱用，年仅十五岁的我也不得不投入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中，初中还未毕业我就辍学了。我身体虚弱，有时就支持不住而倒下了。每当这时，我亲爱的芳姐，就来到我的床头，带来许多好吃的和好看的，给我讲保尔——柯察金的故事，给我唱《九九艳阳天》，她鼓励我战胜困难，鼓起生活的勇气，对未来要充满美好的向往......。
    生活的画卷又继续着它的铺展。
    拣柴。她放学回来，手拎着羊草篮，带着一脸微笑唤我一同到河滩上去。累了，躺在沙滩上，听着大雁在呼唤，白云在低吟，芳姐在为我分忧；渴了，坐在涵洞旁，捧起那潺潺流水，喝个痛快，偶而还相互泼些水珠嬉戏；饿了，蹲在桑田里挖一些野荸荠，共享大自然的赐福。
    锄草皮。河堤上，太阳蒸得沙土直冒烟，光着的脚烫得难以忍受，我俩挥动着锄头，一块一块的草皮被铲起。汗水顺着脸颊直望下掉。草皮是一种能烧的燃料。然而，燃烧在我心中的却是一团火。
    拾粪。寒假到了，每个农家的学生自然都参加了农业劳动，芳姐也和我一起，接受了生产队里派给的积粪任务。
    却巧，九曲河的疏竣工程，引来了大量的民工，这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粪源。我和芳姐，在村边不远的地方，挖了个坑，编了草围子，用竹子搭了个小棚，一座非常简陋的小厕所建成了，我们不禁笑了，笑得是那样的自然、甜蜜。
    人们都爱用“青梅竹马”来比喻两小无猜的纯真爱情。的确是这样，由于生活的曲折，我逐渐萌发了心中最神秘的东西——爱情之芽。这样的爱情，谁不羡慕，谁不想得到呢！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幻想时常出现在我脑际。
    然而，现实却常常和人们开出这样或那样的玩笑。
    一九七五年，随着干部政策的逐步落实，芳姐和她父亲回到了省城。我心中积郁了多年的爱情终于没有勇气向她倾诉，情愫终于未能升华。她走得是那样匆忙，由于偶然原因，我未能送别，至今想来仍是憾事。后来，她来信说，“已在恢复高考之后考取了首都的一所名牌大学。并告诉我，她已找到了对象，不久将举行婚礼，还特邀我参加。我愕然了。后悔、难过使我陷入了深深地思念之中。现在想来，这毕竟是过去的事了。如今，我也到了而立之年，也建立起自己的家庭。
    而她，给我记忆细胞留下了深深的信息。
    芳姐啊！祝愿您生活幸福、美满。
    回忆，是幸福的；幸福的回忆是甜蜜的，更何况甜蜜中还带有一点苦涩呢？
   （工行镇江分行 王跃进）